10月11日，历时一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度大会在位于南美洲的秘鲁首都利马落下帷幕。按照惯例，IMF每三年举行一次海外年会，利马年会是其近50年来第一次在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召开。万余名与会者让这个千年古城成为全世界的聚焦点。在这里，IMF发布了对全球经济最新的经济预测；来自188个国家的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经济学者、商界精英参与了最高级别的全球经济对话。那么，今年年会有哪些主要看点呢？

左右全球经济大局的三大力量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悬而未决的美国利率上调，是本次会议中被讨论最多的三大事件，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局面的三大力量。

中国从资本投资和出口带动型增长，过渡到以需求为支柱、以服务业为重心的新型增长模式上，不仅对中国持续发展、逐渐步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有着决定性影响，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中最重大的经济事件。中国转型势在必行，但是面临双重挑战：避免增长急速放缓的同时，解决经济脆弱性和调整经济结构。进展过慢将导致脆弱性继续增加，而推进过快将面临无序调整的风险。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努力，中国经济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当然同时要准备经历一个漫长也许痛苦的调整过程。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动向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在引导经济增长过渡到消费驱动型增长的同时，防止经济不至于放缓得太快太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政策平衡。中国代表在此次年会中也清楚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毅力和实现改革目标的信心，这一阐述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众多国家代表纷纷表示，国际社会一定要支持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到目前为止，中国增长的减缓与之前的预测基本一致，但跨境影响看来比早先预期的更大。中国增长放缓降低了对进口密集型投资的依赖，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特别是一些东亚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明显下降。2014年世界贸易量显著减缓。而中国增长减速和转型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也是此次年会关注的重点。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拉丁美洲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除此之外，中国在拉丁美洲也有数量巨大的投资项目。总的来说，众多国家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持乐观态度。

第二大力量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低迷。国际原油价格在2015年二季度略为稳定后，三季度又有所下降，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全球需求疲弱，但供应高于预期。OPEC国家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的原油生产，以及最近伊朗核谈判的成功，都有可能推动未来的原油供应，使得价格进一步下降。

此外，非燃料商品特别是基本金属价格（包括铝、铜、铁矿石、镍），最近也出现大幅下降。中国在基本金属市场是一个重要角色。21世纪初，中国消费这些金属的比重在全球约占10％到20％，目前提高到50％以上。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2009~2013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一个基础设施和建筑投资的热潮。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将会减弱对基本金属的需求，因而对价格也产生影响。

第三大力量是对美国利率上调的预期。美联储早已明确表示，在美国经济稳定恢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情况稳定并达到政策目标时，将逐步上调基准利率。市场对于何时加息的猜测增加了不确定性，并给新兴市场国家增添了新的风险。比如，经济危机后的全球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稳定，发达国家长期债券的风险溢价处于很低水平，如果出现风险溢价上调速度过快这一现象，那么金融波动可能加剧，并通过金融条件收紧和资本流动逆转等渠道影响新兴市场。

同时，美元升值的基本条件仍然存在，包括美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走向相悖。美国正在准备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及日本央行还在进行资产购买，其货币环境相对宽松。强势美元会给外债较高的新兴国家带来债务压力。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内，一些新兴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公司债务增长相当快。举几个例子，新兴国家私人债务（包括公司和居民债务）从2005年的占GDP的40%猛增到2014年的约占GDP的120%，涨了两倍。而发达国家私人债务占GDP比重增长不超过20%。截至2015年9月，墨西哥以美元计价的公司债务占总公司债务近60%，印度尼西亚约为50%，俄罗斯约40%，巴西近30%。美元升值引发的债务压力不容忽视。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前景不均衡

这不仅反映了国别因素，还有一些共同的、长期因素，包括：自经济危机以来生产率增长缓慢；危机的遗留影响在许多国家依然清晰可见；薄弱的银行和高水平债务（包括公共、企业或家庭的债务）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影响着支出和增长。截至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已经连续下降了五年。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有多重原因，包括很多新兴经济体处于投资扩张后的调整期，有些国家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还有一些大的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增速减缓。

内需放缓和出口疲软是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发达经济体的私人固定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幅萎缩，并且从此之后一蹶不振。就发达经济体整体来说，2008~2014年私人投资与2007年初危机前做出的预测相比下降了25%。

除了融资不畅和政策不确定等因素，发达经济体私人固定投资下降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整体低迷。因此，恢复私人投资增长是解决经济活动整体低迷的关键。

形成一个全球合作战略

政策制定强调在支持经济恢复、增强金融稳定、促进长期增长三者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在根据国家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强调相辅相成、互相协调的国别政策，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合作战略，为全球金融稳定、发展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共同努力。这个合作战略有三个支柱：

其一，主要发达经济体依然需要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所余空间不多，需要财政政策的辅助，特别是通过高效率的公共投资，以及有助经济增长的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

其二，增强金融稳定，提高经济应变能力。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活动的监管；避免市场流动性不足，降低不良贷款；部署宏观审慎工具控制系统风险；新兴市场则还需加强国内政策框架，增强外汇和外债管理。

从全球层面看，尽快完成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加强国际金融机构与区域信贷安排，双边互换协议等的合作与协调。IMF配额治理改革的推进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基金的信誉和合法性，对于确保IMF充足的信贷资源、有效满足会员的需求至关重要，并关系到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

其三，消除基础设施瓶颈，改善教育，实施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结构改革以提高经济的应变能力和生产率，最终普遍提高收入水平。

发达经济体可以侧重提高劳动力供给、刺激投资和营造更好的创新激励机制并提高生产率增长。这些措施可以收到改善需求、就业和提高潜在增长的多重好处。新兴市场则迫切需要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善资源配置，消除行业壁垒。而提高机构效率、促进行业多样化、提高竞争力等，对长期发展前景至关重要。

还有一个关注热点则是进一步提高IMF职能的灵活性，充分发挥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作用。

IMF会进一步深化成员国间的政策协调，进一步做好“两个协同”和“一个扩大”，即：协同成员国之间财政、货币、汇率、金融政策，优化国际政策组合；针对成员国需要，协同基金组织的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在增强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基础上，扩大IMF研究面，比如金融深化、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同时，IMF将不断提高其宏观监测、政策建议、融资信贷和技术援助功能的灵活性。重点包括加强对宏观和金融联系的研究和运用，推广将金融部门包含在内的宏观预测模型，更加敏锐的风险评估，并继续改进基金组织的信贷和监测工具。